以身试药 - “这是必需的，还用问吗？”

3月16日，由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有108名志愿者分组进行疫苗接种和隔离观察。

27岁的志愿者朱傲冰说：“严格来讲我们属于第2批疫苗（接种）者，陈薇院士他们专家组已经接种了疫苗，我们是临床试验的第1批志愿者。”

由陈薇院士领衔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009号接种者朱傲冰是一名退伍军人，是最先接受试验的志愿者之一

要说中国的疫苗研制与外国有什么不同，除了早期物质条件大不一样以外，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每一种疫苗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制者甚至家人的身上试用，证明安全之后再上别的人。

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有的国家临床研究甚至不在本国做，要到外国去做。以身试药，如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生物制品工作者为人民的献身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55年，汤飞凡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攻克了流行数百年的沙眼病

据现有文字资料显示，中国生物最早以身试药的人是汤飞凡。1928年，日本著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从患沙眼的印第安人眼中分离出颗粒杆菌，宣称找到了沙眼病原，一时在世界上成为定论。

但汤飞凡认为野口的证据不充分，通过国际组织要来野口亲自分离的颗粒杆菌，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把它种到了自己眼中，反复几次都没有患上沙眼，从而推翻了野口的结论。1957年，汤飞凡和助手黄元桐、闻仲权、李一飞等分离出沙眼病毒（衣原体），为证实它确实是沙眼病毒，他把病毒种到自己眼中，果然患上了沙眼，一直坚持到典型症状出来，这才宣布找到了沙眼病毒。

1980年春，84岁的齐长庆在图书馆

我国牛痘苗的生产用的是齐长庆和助手李严茂分离出来的“天坛株”。这个毒株用到1954年的时候，毒力变弱了，必须增强才能用于生产。要增强毒力，靠动物是不行的，必须在小孩身上进行。

原北京所副所长张永福回忆说：“当时找了6个本所员工的小孩来做，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儿子。”他说得轻描淡写，但谁的孩子谁不心疼？经这样增强毒力，“天坛株”又用于生产了。

1952年，顾方舟（右一）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生同学

脊髓灰质炎疫苗完成临床研究后，课题组首先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试验。课题组长顾方舟逝世后，这件事才被公众所知，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其实，当时课题组每个有孩子的人都让孩子试服了疫苗，在他们看来这不足为奇，非常平常，因为所有的疫苗都是这么做的。

郝成章是原长春所流脑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他女儿说：“那时我还很小，有一天爸爸把妈妈、哥哥、姐姐和我领到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关上门，然后开始喷雾，让我们跟他一起坐在那里，不准出去，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说到这里郝老露出诡秘地一笑，说：“那是为了检验喷雾剂流脑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怕不保险，我只好用自己和家人先做试验。”

郝成章，中国生物长春公司流感室原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即使是已经证明安全并有了操作规程的单采血浆法，原成都所在运用之前也慎之又慎，先做动物试验然后再到自己人身上试验，从党委书记带头，全所数百号人在大礼堂里排着长队，一个一个接受试采。如此试了一遍，证明确实安全，才敢用在献浆员身上。

以身试药的精神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基因工程重组宫颈癌疫苗试制出来后，从研究室主任张靖博士开始，全课题组的十几个年轻人不分男女，都一人给自己先来一针。

在中国生物，如果你问他某种疫苗是否先在自己身上做过试验，他们往往会说：“这是必需的，还用问吗？”

【本文内容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标题略有改动。该书电子版内容，已在“学习强国”、“人民读书”、“咪咕阅读”、“亚马逊”、“掌阅”等多个APP上线，开放读者免费阅读。】